2008年9月27日星期六

苏联人鼓动亚洲战争

炸死张作霖伪造田中奏折 苏联将祸水引向中国?
2008-09-26 08:33:27 来源: 百家讲坛(郑州) 网友评论 239 条 点击查看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
研究苏联的特务机关,人们就会想到"克格勃"。但据《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介绍,除"克格勃"外,苏联的特务机关还有"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出人意外的是,曾令许多中国人,包括作者在内,非常"崇拜"的、形像高大而光辉的"共产国际",竟也是个特务机关,是苏联三大特务机关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此书是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维·乌索夫,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和各种资料写成的,应该有较高的可靠性。


这里介绍几点,供读者了解和批判。


一、遍布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 解放军出版社 第111页——请注意!以后,出于同一书的资料,只注明页码。)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A、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他城市也不少。


二、张作霖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打击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祥,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当这个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四一二政变"。


而且,张作霖开了这个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和国外,"阶级异己"的反动派,就经常抄查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和苏联的其他机构。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机构近于瘫痪,真正的外交工作无法展开。这样,苏联的外交部长"李维若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232页)他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三、失败:分裂中国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的捣蛋,等等,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质量差。最大的失败,是分裂中国。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四、成功:祸水南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年—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页—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这里有两个大行动:


(一)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 "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二)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变相承认满州国。此后,苏联和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五、永恒的秘密我们的"爱国"抗日学者


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致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页—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了七十多年。 (本文来源:百家讲坛 )

2008年9月8日星期一

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败国民党的

苏联向林彪联军提供军备 希望"放手大打"
2008-09-08 14:49:05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网友评论 52 条 点击查看
  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步枪70万支,机枪12000~14000挺,各种炮4000门,坦克600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苏军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作者: 杨奎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21

谈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不能不谈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东北问题。毛泽东有再多怨言,也从未在东北问题上抱怨过斯大林。为什么?道理很明显:如果说过去俄国人的主要援助都给了国民党,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东北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这时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加上其他方面的来源,使这支过去因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而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军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共产党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国民党。

这一巨大胜利的取得,固然有很多原因,诸如政策正确,民众拥护,指挥得当等等,但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们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的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 骑兵手下;十年后,他们宛如蛟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挡。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当年兵败河西走廊的徐向前元帅就曾深为感慨地说,假如那时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苏联准备好的大批武器弹药,背靠苏蒙,如虎添翼,再来收拾"马家军",还不是一样易如反掌!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虽然我们很难推测,1936年红军如果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无论十年前还是十年后,毛泽东都深知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之重要,并深信他必须、也只能从苏联得到这种援助。

1935年,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被迫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时,就是毛泽东提议:"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打到苏联边界,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我们就能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

1945年,又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我"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十年前与中共擦肩而过的机遇,十年后终于被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因此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尽管毛泽东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他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的故事来鼓士气、壮军威。用毛泽东 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认为,计算精确就能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毛泽东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才让苏方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毛泽东当即指示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然而,斯大林一封要毛泽东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毛泽东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泡影。

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但并没有放弃夺取东北的决心。他强调,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工作同样大有可为。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 "。毛泽东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刘少奇担心苏军态度,主张慎行,毛泽东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毕竟很少可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而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囿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 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明,苏军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的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5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的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工作条件极为有利。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人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000至3000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典型地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虽严加惩处,直至枪毙,亦难约束;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严重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之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冠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

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就迅速通报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时马上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第二天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这时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装备。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毛泽东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明显地倾向于赞成整个战略中心依次北移的意见,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也是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苏联大使告诫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必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苏宣布提供几十万武器装备,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之日益明朗化,或多或少与美军9月13日在青岛登陆有关。斯大林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苏联远东地区就可能受到威胁。美军登陆华北,当然使俄国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仅华北毗邻东北,而且热河、察哈尔及绥远邻近外蒙,同样让莫斯科放心不下。因此,苏军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热、察。

可惜,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毛泽东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共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去,却因种种原因,直至9月底也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8至10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投入战斗,"更快则不可能"。而蒋介石运兵可能较我迅速,就是我军先期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的意见是,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陪同下,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彭真等。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你们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装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 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很痛快地说,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数量极大","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故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这时关内战争已四处打响,因而书记处颇觉犹豫,答复说:"30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10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5万到8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50万大军从平绥、同浦、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30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书记处甚至提出,是否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他一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我冀鲁豫、太行、山东、五台等区部队虽一时不能抽调,但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迟滞并牵制其推进,并非不可能。目前情况下,既然苏方态度已明,集中部队拒止蒋军已是关键一环。确保山海关一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按照苏方建议,在南满实施防堵。据此,他在书记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中下旬,美军开始协助蒋军强行抢修被八路军破坏了的、从秦皇岛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并公然武装护路。这更加让苏军大为恼火,于是开始给国民党脸色看。

10月24日,苏军首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中断了同国民党的交涉。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他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将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并且表示,如果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将协同八路军作战。

苏军如此积极,毛泽东颇为振奋。他爽快地表示,我军正在组成55万至60万野战军,尚有70万至100万地方军,只要"友人"能够给以有力援助,完全有把握取得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苏军应尽可能推延撤退时间。

10月27日,两艘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抵达葫芦岛,遭到李运昌部三十一团的武装抵抗,被迫退回秦皇岛。武装拒止美蒋进入东北的行动由此开端。

但真的打起来了,苏方的态度又开始有些退缩。莫斯科毕竟不希望直接与美国人冲突。因此,苏军代表于28日通知中共东北局称,莫斯科指示,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登陆,苏军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不过,中共如果抵抗,苏军不加干涉。苏军并且希望中共对敢于强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打击和歼灭。考虑到营口、葫芦岛两处均为国民党准备登陆的地点,苏军指挥部迅速指示当地苏军撤出原防,全部设施交中共。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

11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20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这时东北各个口岸又多被八路军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允许下由八路军设防,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各种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将达到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包括大量轻重机枪和步兵炮,亦开始陆续输送给关内作战部队,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

毛泽东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为此致电重庆,开始雄心勃勃地主张:"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毛泽东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1945年11月3日,由美军运送秦皇岛的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两个军,通过美海军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线,向据守山海关的八路军发起了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打响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已有三个军约8万人,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毛泽东一面部署山海关前线部队"坚持半个月 ",一面紧急催促正在北上的部队火速赶往南满,并成立以林彪为首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锦州一线布置战场。鉴于"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他同时还决定再调10万兵力赶往东北,要求各部"万分加速,目前只争半个月时间","千万要快"。

但是,在了解到中共大部分主力仍在路上,非苏军缓撤一两个月不能有效拒止美蒋进入东北之后,苏方首先泄了气。

苏军代表当面告诉东北局领导人:你们在战略上犯了错误,既然有50万以上的主力部队,当初就应早下决心调来50万主力确保满洲。这里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而今先机已失,苏军现在所能做的,只有提供武器弹药方面的帮助,缓撤在外交上完全不可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共要想独占东北已经不可能了。

随后,东北局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但苏联大使告诫中共代表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他开始怀疑毛泽东关于华北和东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张,是否火药味太浓。他说应当估计到,国民党军本月内一定会进入东北,并取得部分行政权。独占东北不可能。这是因为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中共的力量,并将苏联势力从中国赶出去。中共制定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的现实政策。

毛泽东关于华北及东北自治,不让蒋军进入的要求是否过高,这一点在党内其实也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与苏联大使谈话后,就明确向中央提出:"请考虑华北各地日伪受降全部归我,国民党全部退出平、津、青等要求,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

11月7日,毛泽东同意,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谈判时可以不提华北和东北全盘自治的要求,采取"哀兵政策"。但他仍强调:"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的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我所有。"故提谈判条件时不宜过分束缚自己手脚,以致将来不好说话。

然而,几乎就在毛泽东决心通过战争胜负来解决东北归属问题的同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在苏军撤退5天前将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各大城市,原定监视各机场的中共部队不得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发生冲突。

仅仅几天前,东北局领导人刚就此事与苏方商定,苏军撤退前不允许蒋军进入东北,现在突然变卦,这不能不让他们深感气恼。但争论再三,也不解决问题。苏军代表坚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而"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

令人意外的是,俄国人这回却弄巧成拙了。

这时,来长春不久的东北行营特派员蒋经国,还不大了解在长春周围有大批中共军队。11月12日,根据苏军命令,长春城内和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并撤退,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惹动蒋经国的注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共军队是进驻还是撤出,他们只是吃惊地通知国民政府,赶快停止部队空运长春的计划,以免遭到预先部署好的中共军队的袭击。

结果可想而知:15日,国民党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称苏方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现又公然将中共军队引入长春,故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17日起将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接收工作已无法实行。

苏联一直担心的外交事件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一甩手,准备好的撤军行动自然无法进行。军撤不了,还弄了一个"理"亏。美国军舰开始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方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不仅撤不了军,莫斯科还不得不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的兵力,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且把部队又开回营口,重新布防。东北问题一下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俄国人一肚子那个气,就别提了。

于是,莫斯科只好回过来找中共的麻烦。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军撤出;凡有红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且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化了。11月16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而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加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可能性很小。

形势突然变化,独占东北计划受挫,令毛泽东颇感不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重庆谈判以来的过度劳累,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1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毛泽东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拒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但次日即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占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是仍寄希望于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进一步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在内部被中共称为"辰兄"的苏军,被称为"友人"的苏联大使,以及长期以来被称为"远方"的莫斯科,真的乐于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局。实际上,正像斯大林反复讲过的那样,他的最大心病就是美国人。他还当着蒋经国的面讲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大使在得知山海关失守后,也一再问过周恩来:美国人是否和国民党军队一起进入了东北?其实,他们并非不清楚,只要国民党进了东北,美国人到东北去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东北问题不可能告一段落。

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说走法国的道路实在危险

在毛泽东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几乎要扭转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由于国民党军大批北上,又有美军撑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为缓和华北的军事压力,并利用在东北占据的军事先机迫使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举行停战谈判表示赞同。

停战谈判顺利地举行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停战也实施了,但是,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不仅如此,在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还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结果,正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中共本来想趁谈判全国停战之机使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这样一来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1946年1月10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营口就发生了冲突。中共中央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蒋介石却坚持拒绝,根本不承认在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

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的中共占领区。要想保住根据地,已非打不可。只是,刘少奇认为,和平已是大势所趋,"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在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因此,"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

所谓"历史新阶段",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的形势,和平的呼声和压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旧政协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之后,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因而主张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所谓"法国的经验",说到底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当时人们对于法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去,使之国家化的最终结果,了解得也不是很清楚。周恩来在介绍 "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就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而同意将军队编入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因此,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 ","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自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毛泽东没有再出席中央会议,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这个时候,即1946年1月底,他已经大致恢复了健康,据说上述指示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审定",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枪杆子里出政权",似乎很难设想他会真心赞成这种"法国的经验"。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这是毛泽东病后出席的第一个中央会议。他虽然只参加了上午半天会,但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蚀本的生意不能干。刘少奇也开始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更精于"计算"。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至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党的整个政策的倾向性。但是,直到2月10 日上午发生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之后,毛泽东才确信到了可以表明自己想法的时候。在他看来,蒋介石对共产党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因此,坚决反对反共反苏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方针,历来如此。可惜,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

苏军希望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提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

再度确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幻想在东北一仗解决问题了。

2月13日,改称"民主联军"的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其5个营。国民党恼羞成怒,公开宣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回过头去总结过去谈判的教训,刘少奇坦率地承认,允许国民党进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一失着"。眼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却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中共方面深感被动。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使苏方极为愤怒,苏军代表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他们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苏军也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

东北局提议,趁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迅速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后者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但是,在重庆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认为:目前局势是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故东北问题也应争取得到解决。他建议,继续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同时要求对方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不得随便增兵。这时仍在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也倾向于争取东北和平前途,故明确指示东北局: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不仅沈阳城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地区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是,不能一般性地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撤区,因苏军已经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我不能让。

东北问题至此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苏方得知中共意见后,首先就持反对态度。苏军代表声称,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他们一再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的。注意到局势的复杂,他不顾医生劝告,停止了休养,又开始参加到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中来了。

3月1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不要答应国民党其他条件,苏军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

16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时,再度提醒周在东北问题上要强硬,称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长春路全部及苏军全部撤退区,具体问题必须协商解决,让他们去与我东北前方将领商谈。

1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发来的东北停战协定草案时批示:请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他并且明确要求东北局根据苏方建议,立即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所有苏军撤退区。

21日,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至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已全无可能。毛泽东明确主张: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立刻动员全军趁敌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毛泽东此时决心之大,可以想见。

3月22日晚,苏联大使奉命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与此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中共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中共军队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点。毛泽东为此要求东北局:"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毛泽东甚至考虑:"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在取得苏军同意后,东北局亦应准备迁往长春。

3月27日,在马歇尔的催促下,国共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它对国共两党实际上都没有约束性,形同一纸空文。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

盘古《让共产党去见马克思》

假传万卷书 真传一句话
让共产党去见马克思


盘古 - 奥你妈的运

盘古 - 奥你妈的运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In Search Of The Soul Of Lin Zhao

林昭,本名彭令昭,苏州人。生于1932年12月16日。1954年,考入北大新闻系 。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 .1960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反革命罪 收监,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在上海龙华机场附近被枪 杀。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最近言论

01.没有民主的法制只能是专制,没有人权的主权只能是强权。
02.人权高于主权,暴政不是内政。
03. 所有人生来都是美国人,只不过其中一些人被训练成中国人了。
04.越是希望表现自己仁慈的君主越需要养几个酷吏。
05.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是他个人的事,十几亿人摸着石头过河难道是为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吗?
06.赶紧让他入D吧,也好纯洁一下俺们农民队伍。
07.太监再怎么渐进,还能渐进出个JB不成?
08.岂有文化救天下,忍将主义误苍生?
09.我们的里程碑够多了,不过它们都被建在一条环形跑道上了。
10.服从必须服从的,反抗可以反抗的,这就是独裁社会的逻辑。
11.白色恐怖只消灭肉体,红色恐怖则毁灭精神。
12.经济学家的分析就像是比基尼:其所暴露的都是重要的,但其所掩饰的,却是致命的。
13.自己是妖,就想象人家是魔,殊不知人家早已修成正果。
14.主子的奴才会做奴才是为了将来做主子,奴才的主子会做主子是因为过去是奴才。
15.做官要做中国官,做人要做美国人。
16.一篇文章一个演讲一份帖子就能"颠覆政府",那正说明自己承认自己"正腐",离完蛋不远了。
17.我就像一只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道路没有。
18.一把火烧了圆明园,那是国耻;一把火烧了288个孩子,不是国耻——这就是"爱国者"们的逻辑。
19.需要的时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滴,不需要的时候群众就是不明真相滴。
20.面对脓疮,手起刀落,斩断——那胆敢指向脓疮的手指!
21.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牛个啥?不过换了个体位。

2008年2月27日星期三

中国的版图本来不该如此的

同盟会是在日本成立的,成立之初起合作伙伴有中国的哥老会,日本的黑龙会等组织。中国现在的版图是在清朝的时候定下来的,放下这个沉重的担子,试问一下:这个版图为什么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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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会(こくりゅうかい),日本军国主义组织,成立于1901年,解散于1945年。

1901年2月23日,头山満、内田良平等人在原玄洋社基础上于东京组织成立黑龙会,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内田自任首任"主干",聘头山満为顾问,创建会刊《黑龙》。

早年目标是与俄国开战,霸占中国东三省,并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在此目标下,黑龙会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展开合作,图谋推翻中国清朝政府。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各派中国革命组织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日俄战争之后,黑龙会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先后发动或参与了对米骚动的镇压和关东大地震后对朝鲜侨民的屠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改组为大日本生产党,支持军部,鼓吹战争。1934年,内田良平因卷入昭和神圣会事件而被迫淡出黑龙会,改由头山满主持黑龙会。

二战结束后,被定义为极端右翼组织,而于1945年9月13日遭盟国占领当局取缔。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91%E9%BE%99%E4%BC%9A&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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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养毅(1855年6月4日—1932年5月15日),号木堂(ぼくどう),日本政治家,第29任内阁总理大臣。冈山县出生,是孙中山在日本相识数十年好友。犬养且与友华亲中的法西斯组织黑龙会来往密切。[来源请求]

犬养与中国的关系向来友好,1931年底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希望采取和平的途径解决;对于关东军所成立的满州国,犬养也抱持着反对的立场。就在处处都与主战派军人意见不合的情形下,犬养终于在1932年5月15日遭到右翼分子闯入官邸枪杀身亡(详见五一五事件)。其逝世亦终结日本战前的政党内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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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放下成见,清朝的版图到中华民国之时已经失去了台湾。到中共之时,已经失去了外蒙古。土地向来只是交换的工具,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而已。而人之所以为人,文化使然。中国到底丢了几块土地根本不重要,中国是几个国家也并不重要。三国时期,浪花淘净风流人物。统一成晋朝就是五胡乱华,长江以北汉人差点死绝。文化损失殆尽。

以现在这样一个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只会害了台湾。

我不支持目前以任何形势统一台湾。以后是归属还是另立中华文化的分支,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请不要再说台湾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这是对神圣最大的亵渎。


请看台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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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6%B9%BE%E5%8E%86%E5%8F%B2&variant=zh-cn#.E6.97.A9.E6.9C.9F.E8.87.BA.E7.8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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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古代中国的接触情况不明朗。在中国史书,包括《三国志·吴志》、《隋书·流求传》及《文献通考》中,有疑似台湾的记载出现。例如《隋书·流求传》记载:"流求国在海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部分学者主张这是台湾与中国早期联系的证据[2],不过一些学者主张并无法证明这些文献中描述的就是台湾[3],部分人认为史书所记载的是琉球群岛[4]。目前所记者确定为台湾且较无争议的最早文献纪录,是《元史·琉求传》。台湾在何时成为中国版图也有争论,目前多将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及台湾本岛分别论述:澎湖群岛在元朝即曾设巡检司,隶属福建省泉州府;而台湾本岛则在清朝首度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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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虽领有台湾,但刚开始对台湾却没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清廷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因此有意放弃台湾,后因率兵攻台的施琅力争,才勉强将台湾留下,并入清之版图[16]。清朝领台初期,与福建厦门合署台厦道,道署下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隶属于福建省。但是,自从朱一贵事件后,清廷于1723年(雍正元年)不但将台湾与厦门分署,从台厦道升格为台湾道,又在诸罗县北部增设淡水厅与彰化县。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于台南运作的台湾道行政区划之下,除既有一府四县一厅外又于澎湖群岛增设澎湖厅。1812年(嘉庆十七年),在宜兰地区增设噶玛兰厅。清治理台湾共计212年(1683年—1895年),尽管清廷最后并未放弃台湾,但早期对台湾仍然采取为"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态度,规定驻台官吏任满三年,立刻调职,官吏不得携家带眷;驻军采班兵制[17],三年轮调换班,家眷不得随军来台。可见清廷对台湾极不放心,视台湾为危险之地,严禁闽粤人无照移民台湾,且不准携带家眷;但闽粤人民因山多田少,资源有限,乃不断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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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7日星期一

一盘散沙的苏联

按:如果希特勒足够聪明,消灭苏联易如反掌。可惜他不够聪明,或是他所创造的国家社会主义原本就和社会主义是一丘之貉。



    一个国家的自残

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 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近期读党史总结

  1、“文革”的准确名称应为“大清洗”;
  2、“大清洗”是“大饥荒”的必然结果;
  3、“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4、“集体化”是红朝立国后的必然追求;
  5、无论是谁当政,我们的命运并无差别;
  6、毛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
  7、毛氏的乌托邦,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8、毛不是斯大林的翻版,是列宁的翻版;
  9、刘也许比毛更残酷,是斯大林的翻版;
  10、斯大林的“文革”是尊重部分文化的;
  11、毛的“文革”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反动;
  12、毛的“大清洗”是场全民参与的狂欢;
  13、刘的“大清洗”会是特务+法庭+枪决;
  14、毛承担了政权性质的恶名,刘则相反;
  15、革命的孩子必然会消灭革命的制造者;
  16、历史负担太重的政权,无法顺利转型;

工贼刘少奇

按:刘和毛的关系很好界定,毛是列宁,刘是斯大林。

开什么会
刘都不通知毛
连旁听的资格都取消
别说是毛
就是我
也要废了刘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少奇
---还毛泽东清白


何为"五风"?指的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里都明白。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邓小平却把鼓吹"五风"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五风"的风源。这不公正。

刘少奇是"五风"的源头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纲领。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

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还说,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可以认定的是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

刘少奇在视察中是怎样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的呢?看以下事例就清楚了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敢于抵制"五风"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报,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二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

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2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逐浪。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编辑时,毛泽东告诚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157---158 页)

作者:亞 来自:61.189.164.*  2005-8-10 15:53

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72页)

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正"五风"的意见:一 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二 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三 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为继续纠正"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二 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 三 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 四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五 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六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毛泽东说:“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力纠"五风",并且亲手在《决定》中加了大量纠"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却只字未提到,这说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毛泽东于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狠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

从上面的一系列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浮夸风的主要源头就在刘少奇,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知道,毛泽东针对亩产万斤是这样说的:“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而反观刘少奇,他在江苏视察时候,对于基层干部是这样说的:"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谁浮夸风的罪魁祸首不是一目了然么?刘少奇原来是比较右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极力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他极力反对农业合作化。为此,曾经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刘少奇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很左。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一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


刘少奇利用在1949年就开始拥有的网络,控制了全国的党的组织,并且有权任命、调动、提升和教育全国的中层干部。他们的教育工作的中心倡导所谓个人修养,鼓吹做什么“驯服工具”,如果沿着他们的导向,就鼓励一个党员与其去为人民服务,不如去做上级的驯服工具,而更能够在党内取得高一级的职位。这种庸俗的溜须拍马的宠臣一类的人物,他们的职务升迁取决于毛的对立面,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突击力量,而他们的行为模式有着固定的式样。每一次,当毛主席提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方案,他们的第一种策略总是拖后腿或捣乱。。。。。他们的第二种策略则是,每当一个运动达到了高潮,拖后腿的办法已经无效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尽可能积极地走极端 ----- 这种走极端的破坏性,决不比拖后腿更差。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他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土改中,他们就有这种倾向,在大跃进中,也是这样;在1958年反右斗争中,也是这样。通过这些分析不难看出,刘少奇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把毛泽东的思路极端化,以陷毛泽东于不义,而丝毫不顾及对于国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而更加可耻的是,处处反对浮夸风的毛泽东,在这些当权政治人物的授意下,反而变成了浮夸风的罪魁;我希望通过我上面的资料,能够还毛泽东一个清白,还历史一个清白!

中国虚伪的法制

2008年1月3日星期四

唐朝和明朝官员是如何骂皇帝的?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在公众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那是要杀头的,所有旧时有一句民谚,叫“关起门来骂皇帝”,但也不怕死的,当面骂皇帝,或者写打油诗、编排戏剧等方式来骂皇帝的。骂皇帝骂得最热火朝天的要数唐代和明代两个朝代。

唐代的唐太宗差不多是在魏征的唾沫里当的皇帝。魏征从政策问题一直骂到作风问题,如果你胆敢奢侈腐化,给你上奏“顷年以来,意在纵奢”;劳民伤财,则“纵欲以劳人”,作风有不正的苗头的话,“志在嬉游”……唐太宗常常被骂得火冒三丈,最后还是不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因为当初是皇帝怕自己皮痒时,没人给自己骂上几骂,挠挠痒,特意在宫廷中安排了一些言官。言官主要是指台官和谏官。台官监视百官,谏官监督皇帝,但在有些朝代往往是合流的。言官骂皇帝是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是皇帝自己让“言官”骂的,因此,魏征骂唐太宗,骂得再狠,唐太宗再恼火也得忍着。




魏征
唐朝还有一个皇帝的日子也不敢过得太过放肆,时常被大臣的唾沫给溅到,这位皇帝就是唐穆宗,他被郑覃骂得最狠。唐穆宗刚即位,郑覃就给了他好看:“陛下新基,当全心于政,然则,日嬉戏,宴乐无休。”这不是说皇帝鬼混吗?但郑覃是“言官”,批评你皇帝老子是我的职责,不批评你我才失职了呢。所以唐穆宗被打了左脸,还得贴上右脸去,不得不表扬郑覃:“直陈寡人之失,忠也。”

骂皇帝的不仅仅只有“言官”,像李商隐、白居易、骆宾王这些文人也是骂皇帝的主流之一。因为不能向“言官”那般那么方便地出入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无法让你耳闻,那么就让你目见吧,白居易等文人便通过自己的笔杆子鞭挞皇帝,一样骂得痛快,骂得过瘾。

李商隐写“打油诗”《郦山有感》:“郦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次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拿来在诗文里抖一抖,批一批,还涉及到“乱伦”这么敏感的话题,有胆!

白居易比李商隐还要狠毒。他把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澡的事用长篇大论来论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不仅骂你“懒政”还骂你“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更骂你“乱政”。

李商隐是唐朝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白居易在贞元中,擢进士第,补校书郎。其后寻召为翰林学士,左拾遗,拜赞善大夫,做过忠州刺史等,多少也算是个朝中官员,居然敢如此批评统治者们,真是难以想象。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史料既然未寻得有关处罚他们的资料。

武则天掌权后,骆宾王看不惯,开始把笔的锋芒对准了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话也真说难听了点,这不就是说武则天“作风不正”,是个狐狸精吗?武则天却只是“嬉笑”,末了,还说应该请骆宾王来做官。



明朝人骂皇帝也是骂得很欢畅的。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海瑞。
1564年,海瑞到京赴任。当时嘉靖皇帝在位,年近花甲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为修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且刚愎自用,以致国事荒废,民不聊生。于是海瑞给嘉靖皇帝递了一道奏疏,一一罗列嘉靖皇帝的种种罪行,还很不客气地说:“皇上你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既是昏君,又是暴君。既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男人。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对你有意见了。希望你改掉这些坏毛病!”

此事在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消息频传,街谈巷议,举国轰动,尽人皆知。海瑞呢,倒也不怕死,是我骂的就是我骂的,很有自知自明地买好棺材,放在家中客厅里,等着皇帝杀掉他以后用来收殓。

不过后来,海瑞不仅没有死,还名垂青史了。“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遯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屈大均《广东新语》)被臭骂一顿的嘉靖皇帝心里窝火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谁让人家有骂你的权利呢?

明朝的万历年间,不少朝中大臣也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过皇帝,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譬如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万历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还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

李三才上了这样的奏疏,不仅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还被朝野传颂,为他人拥戴!

对这样的“非君”浪潮,皇帝们是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

此种现状,让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亦不能理解,云:“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开始为明朝的皇帝抱以同情之心,认为对皇帝破口大骂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