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7日星期一

一盘散沙的苏联

按:如果希特勒足够聪明,消灭苏联易如反掌。可惜他不够聪明,或是他所创造的国家社会主义原本就和社会主义是一丘之貉。



    一个国家的自残

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 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近期读党史总结

  1、“文革”的准确名称应为“大清洗”;
  2、“大清洗”是“大饥荒”的必然结果;
  3、“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4、“集体化”是红朝立国后的必然追求;
  5、无论是谁当政,我们的命运并无差别;
  6、毛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
  7、毛氏的乌托邦,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8、毛不是斯大林的翻版,是列宁的翻版;
  9、刘也许比毛更残酷,是斯大林的翻版;
  10、斯大林的“文革”是尊重部分文化的;
  11、毛的“文革”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反动;
  12、毛的“大清洗”是场全民参与的狂欢;
  13、刘的“大清洗”会是特务+法庭+枪决;
  14、毛承担了政权性质的恶名,刘则相反;
  15、革命的孩子必然会消灭革命的制造者;
  16、历史负担太重的政权,无法顺利转型;

工贼刘少奇

按:刘和毛的关系很好界定,毛是列宁,刘是斯大林。

开什么会
刘都不通知毛
连旁听的资格都取消
别说是毛
就是我
也要废了刘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少奇
---还毛泽东清白


何为"五风"?指的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里都明白。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邓小平却把鼓吹"五风"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五风"的风源。这不公正。

刘少奇是"五风"的源头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纲领。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

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还说,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可以认定的是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

刘少奇在视察中是怎样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的呢?看以下事例就清楚了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敢于抵制"五风"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报,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二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

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2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逐浪。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编辑时,毛泽东告诚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157---158 页)

作者:亞 来自:61.189.164.*  2005-8-10 15:53

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72页)

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正"五风"的意见:一 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二 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三 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为继续纠正"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二 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 三 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 四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五 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六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毛泽东说:“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力纠"五风",并且亲手在《决定》中加了大量纠"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却只字未提到,这说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毛泽东于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狠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

从上面的一系列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浮夸风的主要源头就在刘少奇,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知道,毛泽东针对亩产万斤是这样说的:“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而反观刘少奇,他在江苏视察时候,对于基层干部是这样说的:"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谁浮夸风的罪魁祸首不是一目了然么?刘少奇原来是比较右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极力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他极力反对农业合作化。为此,曾经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刘少奇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很左。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一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


刘少奇利用在1949年就开始拥有的网络,控制了全国的党的组织,并且有权任命、调动、提升和教育全国的中层干部。他们的教育工作的中心倡导所谓个人修养,鼓吹做什么“驯服工具”,如果沿着他们的导向,就鼓励一个党员与其去为人民服务,不如去做上级的驯服工具,而更能够在党内取得高一级的职位。这种庸俗的溜须拍马的宠臣一类的人物,他们的职务升迁取决于毛的对立面,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突击力量,而他们的行为模式有着固定的式样。每一次,当毛主席提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方案,他们的第一种策略总是拖后腿或捣乱。。。。。他们的第二种策略则是,每当一个运动达到了高潮,拖后腿的办法已经无效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尽可能积极地走极端 ----- 这种走极端的破坏性,决不比拖后腿更差。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他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土改中,他们就有这种倾向,在大跃进中,也是这样;在1958年反右斗争中,也是这样。通过这些分析不难看出,刘少奇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把毛泽东的思路极端化,以陷毛泽东于不义,而丝毫不顾及对于国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而更加可耻的是,处处反对浮夸风的毛泽东,在这些当权政治人物的授意下,反而变成了浮夸风的罪魁;我希望通过我上面的资料,能够还毛泽东一个清白,还历史一个清白!

中国虚伪的法制

2008年1月3日星期四

唐朝和明朝官员是如何骂皇帝的?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在公众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那是要杀头的,所有旧时有一句民谚,叫“关起门来骂皇帝”,但也不怕死的,当面骂皇帝,或者写打油诗、编排戏剧等方式来骂皇帝的。骂皇帝骂得最热火朝天的要数唐代和明代两个朝代。

唐代的唐太宗差不多是在魏征的唾沫里当的皇帝。魏征从政策问题一直骂到作风问题,如果你胆敢奢侈腐化,给你上奏“顷年以来,意在纵奢”;劳民伤财,则“纵欲以劳人”,作风有不正的苗头的话,“志在嬉游”……唐太宗常常被骂得火冒三丈,最后还是不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因为当初是皇帝怕自己皮痒时,没人给自己骂上几骂,挠挠痒,特意在宫廷中安排了一些言官。言官主要是指台官和谏官。台官监视百官,谏官监督皇帝,但在有些朝代往往是合流的。言官骂皇帝是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是皇帝自己让“言官”骂的,因此,魏征骂唐太宗,骂得再狠,唐太宗再恼火也得忍着。




魏征
唐朝还有一个皇帝的日子也不敢过得太过放肆,时常被大臣的唾沫给溅到,这位皇帝就是唐穆宗,他被郑覃骂得最狠。唐穆宗刚即位,郑覃就给了他好看:“陛下新基,当全心于政,然则,日嬉戏,宴乐无休。”这不是说皇帝鬼混吗?但郑覃是“言官”,批评你皇帝老子是我的职责,不批评你我才失职了呢。所以唐穆宗被打了左脸,还得贴上右脸去,不得不表扬郑覃:“直陈寡人之失,忠也。”

骂皇帝的不仅仅只有“言官”,像李商隐、白居易、骆宾王这些文人也是骂皇帝的主流之一。因为不能向“言官”那般那么方便地出入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无法让你耳闻,那么就让你目见吧,白居易等文人便通过自己的笔杆子鞭挞皇帝,一样骂得痛快,骂得过瘾。

李商隐写“打油诗”《郦山有感》:“郦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次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拿来在诗文里抖一抖,批一批,还涉及到“乱伦”这么敏感的话题,有胆!

白居易比李商隐还要狠毒。他把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澡的事用长篇大论来论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不仅骂你“懒政”还骂你“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更骂你“乱政”。

李商隐是唐朝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白居易在贞元中,擢进士第,补校书郎。其后寻召为翰林学士,左拾遗,拜赞善大夫,做过忠州刺史等,多少也算是个朝中官员,居然敢如此批评统治者们,真是难以想象。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史料既然未寻得有关处罚他们的资料。

武则天掌权后,骆宾王看不惯,开始把笔的锋芒对准了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话也真说难听了点,这不就是说武则天“作风不正”,是个狐狸精吗?武则天却只是“嬉笑”,末了,还说应该请骆宾王来做官。



明朝人骂皇帝也是骂得很欢畅的。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海瑞。
1564年,海瑞到京赴任。当时嘉靖皇帝在位,年近花甲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为修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且刚愎自用,以致国事荒废,民不聊生。于是海瑞给嘉靖皇帝递了一道奏疏,一一罗列嘉靖皇帝的种种罪行,还很不客气地说:“皇上你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既是昏君,又是暴君。既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男人。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对你有意见了。希望你改掉这些坏毛病!”

此事在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消息频传,街谈巷议,举国轰动,尽人皆知。海瑞呢,倒也不怕死,是我骂的就是我骂的,很有自知自明地买好棺材,放在家中客厅里,等着皇帝杀掉他以后用来收殓。

不过后来,海瑞不仅没有死,还名垂青史了。“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遯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屈大均《广东新语》)被臭骂一顿的嘉靖皇帝心里窝火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谁让人家有骂你的权利呢?

明朝的万历年间,不少朝中大臣也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过皇帝,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譬如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万历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还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

李三才上了这样的奏疏,不仅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还被朝野传颂,为他人拥戴!

对这样的“非君”浪潮,皇帝们是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

此种现状,让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亦不能理解,云:“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开始为明朝的皇帝抱以同情之心,认为对皇帝破口大骂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