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恶劣归恶劣，清廷大概从来没有推行过"出版许可证"的制度吧。
在民国时期，中国人在"误打误撞"下拥有了一个较为自由的出版和言论环境。正是当时的主政者威权统治的力量不足，包括马列思想的各种流派的思想著作才能被引入中国，也才有了思潮纷呈的二三十年代。
也只有靠推销思想起家的人，才会意识到思想的摧枯拉朽的巨大魔力，才会对思想防之又防。
总之，怀念过往的那个比较自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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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 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 1902— 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体。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
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300余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烈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凤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福州路周围这一地带还有一些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饭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厢，这里是鸳蝴派文人和报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陈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鹃这些人就常在书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闲暇。
总之，四马路是20世纪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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